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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军:基层法官审判风险规避行为研究最终成果摘要

时间:2017-07-10 10:52:18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立项编号

CLS(2015)D13

课题类别

自选课题

课题名称

基层法官审判风险规避行为研究

研究类型

综合研究

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

成果字数

38710

主持人

钱大军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课题组成员

武红羽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刘明奎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马国强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本课题试图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背景下,通过研究基层法官在面对不同的审判风险时基于理性而做出的审判行为,探究基层法官审判行为的实际选择对既有制度的扭曲、阉割与抽空,在此基础上分析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中的制度选择及其实际效果,并结合中国实践重构当代中国的基层法官审判制度。研究基层法官的风险规避行为首先应明晰基层法官在从事审判活动过程中存在哪些风险。就直观的思维,法官的风险有很多,比如案件办理错误、被当事人打击报复、因廉政方面的原因遭受处分等等。无论何种风险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源,风险源至关重要,它是法官评估风险大小并以此做出相应规避行为的依据,是衡量司法环境好坏以及司法进步程度的标尺。所以,在罗列基层法官从事审判活动存在的风险时以风险的源头为分类依据,根据各个不同的风险源展示与分析法官所采取的规避行为。本文主要依据对沿海的Z省N市H基层法院法官的访问调研为基础,并结合几个国内的突出案例进行归纳与分析。

一、风险的来源

根据风险来源的不同可以将法官执业的风险分为三大类:来自社会的风险;来自体制的风险;来自司法运作逻辑的风险。

不同的风险对基层法官产生不同的压力,会迫使基层法官采取不同的风险规避行为。但是无论从哪些方面产生风险,都是通过体制来发挥作用。没有体制,风险即使能够产生,但也不会让法官感受到压力并有针对性地做出规避行为。

(一)来自社会的风险。又可以分为两类:来自当事人的风险、来自其他方面的风险。

来自当事人的风险有:

1.当事人为追求特定的案件结果而采取的对法官的威胁、攻击、谩骂、围堵行为;

2.来自当事人的廉政风险;

3.当事人的其他能量;

4.缠访、闹访;

5.事后报复与事后感谢。

来自其他方面的风险主要是指1.因媒体和公共舆论介入而给法官带来的风险;2.审理社会公共事件所带来的风险。

(二)来自体制的风险。主要有来自法院系统的风险和来自法院系统外的风险。来自法院系统外的风险有很多,按照风险源划分可以划分为来自检察院的风险、来自政法委的风险和来自政府的风险等。横向比较来看,法官的来自体制内的报复打击的风险是对法官威胁最大的风险,是最致命的风险,是法官束手无策的风险,在我们的访谈中曾向多个法官提到过这个问题,他们纷纷表示这样的风险是无法躲避的。而且产生于其他方式的风险,也会通过体制增强其风险程度和压力系数,迫使法官“就范”。基层法官在风险与职业意识、理想中艰难进行调和与抉择,既要实现自己的执业理想与预期,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规避来自各方的风险。

(三)来自司法逻辑自身的风险。法官除了生活在现实世界之外,还生活在司法逻辑之内。尽管每个法官都熟稔司法的内在逻辑。但是,他还没有强大到对司法自身逻辑能够随心所欲而无所不能地运用。事实上,在看似平静的司法逻辑湖面之下,一样翻涌着暗流、漩涡,这些都足以造成法官的不利益,对法官的职业生涯构成风险。

具体如案件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风险;案件被定义为差错案的风险;来自考核的压力;证据规则混乱带来的风险。

二、法官规避风险的策略

自我保存是人的自然权利与本性。面对风险,基层法官一定会寻求解决之道。法官规避风险的策略并不与法官所面临的风险成一一对应关系,有的时候是法官以多种策略规避一种风险,而有的时候是“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法官以一种较为妥当的策略不变应万变。所以在法官的风险规避策略部分仅是按照法官规避风险的方式进行了划分和分析,我们的划分并不是没有依据,因为策略不同采取的方式不同,从法官采取的方式可以分析法官的人格心理,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一)策略的具体内容

1.依靠组织排除风险。法官镶嵌在国家权力网络上,当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预感到风险来临时,首先会想到寻求组织的庇佑。对于不正当的风险,即来自体制内外的非法的可能对法官本人或其家属造成严重伤害的风险。遇到这种风险,法官的直接策略是找领导汇报,然后以“科层逆传递”的形式使法官个体的风险成功转化为集体的风险,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而对于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蕴含在司法逻辑本身的不可回避的风险,法官则采用现实法院一套实际运作的审判逻辑来规避风险。

2.尽力消化和转移风险。消化和转移风险,实际上是法官规避风险的上上策,通过风险的消化或者转移,法官就可以完全地远离风险旋涡,达到自保的目的。例如尽量调解结案、将风险推到诉讼程序的下一阶段等。

3.权衡利弊,牺牲特定利益的风险规避方法。两害相权取其轻,基层法官可以将牺牲某方面的利益来规避更大的风险。例如宁可承受发回重审的不利益也要把案件推到上级法院,进而把案件推到其他法官手里。

4.司法的技术理性规避风险。即在法律的范围内,根据法律的规定充分运用司法职权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用基层法官的话说就是“有啥仗啥”,“既然司法的理性掌握在我手里,那么在关涉到个人风险的地方,我便把它运用到极致”。例如严守程序、控制法庭等。

(二)对法官规避风险策略的解释

课题本来设想,分析基层法官规避风险的行为应该遵循理性人的框架,因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法官会在审判活动中规避风险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情理。但是随着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的深入,课题发现经典的理性人模型并不能十分契合法官的概括行为模式,易言之,法官在实施规避审判风险行为的过程中,并非经典理论的理性人形象。这是因为从整体概貌而言,理性人刻画出来的是一个独立、自强、精于算计、时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强人。而经过第一部分材料的展示我们发现,事实上法官不仅不是强人,在各种风险面前其还是弱者,他不能完全依赖自身来规避各种各样的风险,而是需要依赖和借助外在的力量来抵御风险,而在自身利益的追求方面,也与精于算计相去甚远,他只不过是在采取各种策略力求使自己将来可能遭受的损失最小化。前者是高大强壮的形象,而后者是懦弱萎缩的形象。

1.理性人的模型与基层法官形象的差异。首先,理性人是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人,而法官毫无疑问是组织人,是镶嵌在国家权力网络上的扣子;

第二,理性人模型建立的背景是市场经济,而法官身处国家科层体系的条框之中,政府和其自身的行事逻辑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

第三,理性人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法官在审判风险规避方面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损失的最小化;

第四,理性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强大而自知,而法官在风险规避过程中并不理性甚至是自欺的。

第五,理性人为了自己的事业具有长远的眼光,能够为将来一段时间计划,而法官在规避风险的过程基本是得过且过,对自身事业缺乏应有的计划。

2.最低限度的理性人。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法官也确实具有理性,并且能将其自身拥有的技术理性发挥到极致,因此他与理性人之间具有相似性,只是与完美的理性人模型比较起来,他像营养不良,身体羸弱而又缺乏胆识的自保者。因此,可以把在风险规避过程中法官的模型称之为最低限度的理性人,易言之,其拥有的理性仅用于自保。

最低限度的理性人的环境设定是,其从事了充满风险的相关职业,为了自保,在从事职业行为的过程中其遵循的逻辑是安全逻辑,即如何最有效的保护自己。其人格特点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知道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是缺乏长远眼光,很多时候理性会被现实的焦灼冲昏而产生寄托依赖他人保障自身安全的期望。

依据这样的人格模型,将其置于现实的司法环境之下,便会得出如下的行为逻辑。

一是依赖组织,希望背后有强大的组织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这是法官在面临风险时的第一反应;

二是尽力消化和转移风险,这多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成的;

三是在风险几乎不可避免时,对相关利益做出取舍,两害相权取其轻;

四是依靠自身的技术理性化解风险,并且能够将这种技术理性发挥到极致;

五是在自己得以仰赖的依靠出现机制失灵时,回避事实,甚至麻痹自己,以求得心理上的慰藉。用脚投票、得过且过,甚至是精神崩溃、自杀等。

这些行为逻辑能够与我们分析的法官风险规避策略一一对应。

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模型的法官,是因为生活并工作在中国大地上的法官确实如此,他们身处复杂司法环境之下,面临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和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又不得不被当作政党政治合法性的生产工具在几乎没有任何职业保障机制的条件下去消化和处理社会结构转变和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他们手中的权力微小而肩上的担子重大,他们的待遇低微而工作强度和压力重大……,放在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联系中国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的位置和被赋予的政治功能,这是几乎能够想见的一个并不高大和光彩的法官形象。

对基层法官审判风险规避行为的研究,恰恰能够通过法官的风险规避行为展示和揭示转型中国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现实,以及法院、法官身处的位置和被赋予的功能。这里面充斥了很多矛盾,法官的位置和其被赋予的功能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

对于中国的司法运行而言,基层法官的安全逻辑是对司法内在性质的挑战,排除与扭曲了司法的本来面目。其从根本上破坏了司法规律运行的可能。要想恢复基层法官的司法逻辑必然要排除安全逻辑,即让基层法官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行使职权,至少不能让安全逻辑大行其道。

 

课题的创新点

第一个创新点

课题通过调研展现了基层法官在实际的审判工作中所面对的各种风险以及为了规避各种风险所采取的行为。即全方位地研究基层法官面对审判风险而采取的规避行为,超出了既有研究成果的研究范围——基层法官的压力转移行为。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当代中国基层法官、基层司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实际运转逻辑。

第二个创新点

解释了基层法官做出此种行为的原因,提出了最低限度理性人的解释。最低限度的理性人的环境设定是,其从事了充满风险的相关职业,为了自保,在从事职业行为的过程中其遵循的逻辑是安全逻辑,如何最有效的保护自己。即在自保和职业理想之间进行妥协和抉择。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