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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春雷: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研究最终成果摘要

时间:2017-07-10 10:55:40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编者按

2015年11月23日,我省共有4个法学研究课题被中国法学会立为2015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

按课题管理规定,2016年11月5日前,我省的3个课题上报了结项成果,申请结项,一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制度研究”,主持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闵春雷;二是“检察机关对重大违法行政行为监督研究”,主持人吉林省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姜德志;三是“基层法官审判风险规避行为研究”,主持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大军。

201612月26日至2017年2月28日,中国法学会对2015年度第一批申请结项的课题成果先后进行了初审和组织专家进行了双向匿名通讯鉴定,每个成果由3名相关领域专家逐项打分并出具鉴定意见。3月27日,中国法学会召开课题结项鉴定结果定评会,确定了结项课题和等级,3月31日发布课题结项鉴定结果公告。我省申请结项的3个课题全部结项,被评为合格等级,颁发了结项证书。

为宣传我省的法学研究成果,促进成果转化,本刊设专栏刊登3个课题的最终成果摘要。

 

立项编号

CLS(2015)C07

课题类别

一般课题

课题名称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研究

研究类型

基础研究

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

成果字数

65000

主持人

闵春雷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课题组成员

杨波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谢登科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贾志强  吉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李春刚  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太范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石泉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战略部署,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为“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证人强制出庭的明确、庭前会议制度的创设、证明标准的细化、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确立等等,为“审判中心主义”的提出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仍然存在诸多不符合“审判中心主义”基本要求之处,阻碍了审判在诉讼程序中的核心地位,有必要对现有刑事诉讼制度作进一步完善。

“以审判为中心”是针对我国“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现实提出的极具时代意义的理论命题。“以审判为中心”应以审判活动为中心,而不是以审判权、法官或以审判阶段为中心,侦查、提起公诉等活动应围绕审判进行并接受审判活动的审查和检验,其重心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以审判为中心”应理解为以审判活动为中心,解读审判中心主义应紧紧把握住审判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的要求,正是上述三大要素合成了审判活动这一有机整体。

“以审判为中心”至少包含以下要求:

第一,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只能由法院经由庭审活动作出,此前的侦查、起诉等活动应围绕审判进行并以接受审判的检验为目的,对于事实、证据的认定及对法律的适用等意见应接受庭审活动的检验。

第二,对关涉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强制性措施的采用亦应接受司法审查,由法院或中立的裁判方作出最终裁决。

第三,“以审判为中心”应强调以证据为核心。任何裁决的作出均应以事实为根据,以证据为支撑,证据构成审判的灵魂。故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必须依法进行,且必须经过庭审调查程序的检验,控辩双方经过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法庭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进行实质审查后方可认定,进而作为裁判的根据。

第四,“以审判为中心”应以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为重心。审判不是法官的独角戏,也不是公检法三机关的强势配合。区别于行政治罪模式,审判是通过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有效参与,为被告人提供司法的救济和保障。无论是审判主体的中立性要求,还是程序公正的制度安排,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被告人公正审判权的实现。

目前,“以审判为中心”应主要通过“庭审中心主义”得以实现,即通过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发挥庭审防止错判、保护无辜的功能。从长远看,不仅被告人有罪的判决需由审判做出最终裁决,在审前程序中关涉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强制性措施的采用亦应接受司法审查,进而逐步构建“以裁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结构。

“以审判为中心”的关键在于贯彻以庭审为中心,实现庭审实质化。我国刑事庭审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呈现“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庭审模式。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了解案件事实,法庭调查通过主要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案件裁判也主要依据案卷笔录,由此导致案件庭审程序的“虚化”,审判程序并不能真正发挥其事实发现和权利保障的功能。“审判中心主义”就是要实现“庭审形式化”向“庭审实质化”的转变。法官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遵循直接言词原则,通过法庭调查来完成。在“审判中心主义”之下,法官能够直接接触证据,在控辩双方有效参与、相关证人出庭情况下通过诉讼机制确定事实、解决纠纷,从而确保了庭审中能够更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同时,我国刑事审判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案件裁判行政化”的问题。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犹如“行政决策中心”,法院领导可通过审判委员会协调、控制“司法决策”的过程和结果,而真正参与案件庭审的合议庭则处于法院底层,由此造成刑事案件裁判的行政化。“审判中心主义”就是要实现“案件裁判行政化”向“案件裁判司法化”的转变。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裁判,只能源于其基于庭审活动所产生的判断。对案件事实裁判,法官不需要考虑或者平衡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影响,无须遵循领导掌控和下级服从上级等行政决策原则。

“以审判为中心”必须严格把握证明标准,但刑事诉讼中是否需要统一的证明标准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证明标准是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划定最低终点线,是裁判结论具备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保障。证明标准应只针对事实裁判者适用,原则上也只存在于审判阶段。证明、证明标准和裁判三者间,证明标准是一个桥梁,证明以法定的证明标准为指向,达致证明标准,裁判者方能下判。同时,以证明活动为基础,证明标准又是一把标尺,标示了裁判者事实认定的刻度,为裁判的做出提供正当性的说明。我国统一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违背了诉讼认识的规律,忽略了不同程序的差异与功能,削弱了司法判决的权威性,严重压缩了辩护的空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统一证明标准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其失去了适用的事实基础和程序基础。审判中心主义下,侦查、起诉与审判程序之间的关系得到重新调整,让司法的回归司法,统一证明标准的适用丧失了程序空间。以侦查为中心,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的功能被严重弱化,侦查之目标与任务统摄了刑事诉讼的全程。审判中心主义下,伴随庭审程序功能的激活,侦查、起诉都是庭审准备程序,其在各自诉讼阶段内所形成的事实结论及相应证据对于裁判没有直接的效力。刑事诉讼中,实体性证明的证明标准只存在于审判阶段,应明确审前证据要求与庭审证明标准的区别;明确侦查终结、审查起诉的证据要求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的差异性。从对证据的要求来说,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位于最高点,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证明标准是裁判者亲历庭审控辩对抗之后,其内心对事实的一种主观判断,是立法为裁判者的事实认定活动划定的一条最低终点线。抽离主观判断,完全将证明标准付诸于客观印证的要求,只能导致证明标准运用的僵化,司法的特殊性和权威性无从彰显。因此,直面证明标准的主观性,是目前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规制主观心证的制度保障。如通过适当扩大现有合议庭组成人员的数量,加大陪审员的参与范围,分担合议庭裁判案件的风险;明确法官责任制的内涵,以职务激励机制为核心,以惩戒机制为保障;强化判决书的说理等。证据要求与证明标准差异性的实现,应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完善证据能力审查规则,细化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强化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等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

辩护制度的完善是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内在要求。辩护是刑事诉讼构造的重要支点,如果缺乏辩护制度的有效支撑,以控辩审为基点的等腰三角形刑事诉讼构造就无从建构,刑事诉讼就会沦落为单纯的行政治罪活动,审判的中心地位也将无从谈起。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不单纯是公检法三机关的事情,它需要辩护方的充分参与,需要辩护权得到有效实现,需要辩护制度的配套改革。“审判中心主义”要求以审判作为诉讼活动的中心,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需对追诉方享有的权力予以控制,对各项权力设置严格的条件、程序,另一方面则需不断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各项权利,比如获得律师帮助权、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权、获得公正审判权等等。上述很多权利和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经有所规定。但是,我国辩护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无法有效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理念。因此,有必要以“审判中心主义”为基点进一步推进我国辩护制度的发展完善。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庭前会议对于保障庭审中心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而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是实现其制度价值的一个关键点。在我国法律规范层面,刑事庭前会议的效力仅仅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该规定的模糊性直接导致了庭前会议效力的模糊性和争议性。但在司法实践层面,在一些案例中,法官们在适用庭前会议时并不拘泥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而是赋予了庭前会议以一定的效力。庭前会议的效力应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程序的时效性,即在庭前会议的启动、内容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有效时间的限制;二是结论的约束性,即庭前会议上不仅能够以法官裁判、参与各方达成共识等方式形成结论,而且这种结论对于参与各方和后续庭审具有约束力。在观念上重视产出与投入的平衡、注重庭前程序的作用、接纳程序性裁判,厘清成本与收益、庭前与庭审、程序性与实体性裁判这三组重要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庭前会议效力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促成庭前会议效力的真正实现,以进一步保障庭审实质化的顺利推进。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