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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军 崔巍:刑罚执行难点问题思考及建议

时间:2020-01-08 13:43:17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刑罚执行是国家对犯罪的侦查、审判、执行刑事司法活动的最后环节,包括收监、减刑、假释、对罪犯服刑期间又犯罪的处理、暂予监外执行、释放等。其中减刑、假释是对罪犯的刑事奖励制度,对罪犯的积极改造有着关键的促进作用。
一、监狱刑罚执行工作中的难点
(一)奖励与惩处手段有待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刑事奖励大部分是建立在对罪犯的计分考核基础之上,一方面,刑期较长的罪犯,即使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其积分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照样可以获得行政奖励乃至刑事奖励资格,也就是说罪犯即使不认真遵守监规、没有悔改表现,也一样能取得减刑资格。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减刑间隔期的限制,部分罪犯在最后一次减刑后余刑过长,导致他们缺乏改造动力。虽然完成劳动任务可以兑换物质奖励,但由于数额不大,激励作用完全无法与刑事奖励相提并论。对于减过刑以后无刑可减的罪犯,即使违纪,也只能押禁闭,对他们的服刑期限毫无影响,威慑作用有限。
(二)假释覆盖率过低。由于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有可能再犯罪,提请假释的监狱、监督并提出意见的检察院、做出裁定的法院或接收假释人员的社区矫正部门为了规避其中的风险,往往不愿采取这种刑事奖励政策,如笔者所在的监狱,2017年度的减刑与假释的裁定比大概为400:1。
假释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项基本制度,其价值已经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公认。目前,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监狱罪犯出狱的形式均以假释为主,假释人数约占50-90%。2000年美国罪犯的假释率已经达到了72%,假释率相对较低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分别达到32.7%、39.7%。
在行刑社会化的世界趋势下,由于假释制度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其在调控刑罚执行、罪犯改造和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假释有一个回归社会的考验期,在监狱和社会之间有一段良好的过渡期,可以帮助罪犯提前适应社会,再犯罪的风险反而比减刑低。据统计,国外假释与减刑的重新犯罪率要差到至少10个以上的百分点。
(三)部分财产性判项“执行难”。这里所说的执行难指的是罪犯想执行,但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执行。虽然财产性判项主要由法院来执行,但由于财产性判项在减刑假释中的重要作用,监狱也受到一定影响。民事赔偿在减刑的时候在履行方面就存在一定难度。首先,要联系到被害人,被害人联系不到就得联系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有时没有动力去处理。如果不是全额履行,被害人往往不同意接受。责令退赔和追缴赃款赃物的执行率更是接近于零,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要联系被害人、不能全额履行被害人拒绝接受等问题。2017年笔者所在的监狱,一罪犯缴纳了数千元的罚金,但因二百元的责令退赔找不到被害人而无法履行,最终导致下调减刑幅度。部分原审法院的判决也给财产性判项的执行增加了难度。比如,一些判决上只写了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追缴赃款赃物,而没有具体的数额;有的判决上写了把收缴的物品变价冲抵财产性判项,但冲抵了多少金额并不明确,导致罪犯不知道还有多少需要履行。
(四)减刑假释流程占用时间过长。减刑假释从监狱提请到法院做出裁定,如果时间过长,会影响减余刑罪犯的实际减刑幅度和假释罪犯的假释考验期,会造成监狱提请减余刑,法院也裁定减余刑,但是余刑从8个月变成了4个月,甚至有的罪犯在法院裁定之前就自然刑满释放了。对于非最后一次减刑的罪犯,虽然当前的减刑幅度不受影响,但由于减刑间隔期的存在,有可能导致最后一次减刑的幅度缩短。低效率的减刑假释流程,使减刑假释这一刑事奖励政策的激励作用打了折扣,也不利于司法部门的威信和形象。
二、监狱刑罚执行难的原因
(一)存在部分冗余程序。比如减刑假释卷宗的年终评审鉴定表。该文件的作用不明确,内容千篇一律,从监狱到检察院、法院都不重视。只因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55条要求,监狱不得不把它附卷。实际上这也是它的唯一用途。
(二)检察建议的科学性、合理性问题。检察院的工作量较大。检察院是法律监督部门,应该只对监狱刑罚执行过程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但现状是减刑卷宗呈报法院之前,检察院还要对监狱对罪犯提请的减刑幅度发表意见,也就是说不只对合法性进行监督,也对合理性进行审查,这进一步加大了检察院的工作量,延长了这一环节的时间。而且这一做法的合理性也值得推敲:监所检察部门的减刑建议不同于检察院公诉部门的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的案子是公诉部门经过调查核实过案情证据的,对案件的了解较深;而监所检察部门不可能对每批上百名罪犯的案件一一调查,阅卷几乎是唯一的手段,这样做出的建议很难比了解罪犯实际情况的监狱做出的提请意见更合理。而且在法院做出裁定之前进行法律监督也值得商榷。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的减刑、假释的监督是事后监督。
三、促进监狱刑罚执行的建议
(一)设立减刑撤销制度。很多国家都有撤销减刑的规定。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给予减刑的年度时,被关押的罪犯具有不良行为,在征求了刑罚实施委员会的意见后,刑罚执行法官可以全部或者部分恢复被减掉的刑期。”意大利刑法也有明确规定,减刑的罪犯在以后的刑罚执行过程中犯非过失性犯罪,则撤销减刑。减刑撤销制度可以有效地约束减过刑的罪犯,让罪犯认识到改造不是一劳永逸的,行为矫正是贯于刑期始终的。
(二)提高对假释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发挥假释制度的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假释相关配套制度及机制,促进假释制度的实施。进一步推进司法行政刑罚执行一体化,推进监狱、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等工作的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相互支撑。
(三)完善立法,细化财产性判项的执行、履行法律法规。由于目前法律对财产性判项的执行规定不明确、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造成在财产性判项的实际执行中,对如何适用法律认识不统一,执行程序无具体、细化的操作流程。因此,应在立法上完善财产性判项履行制度,使财产性判项的适用更准确,执行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四)梳理减刑假释的流程,清除冗余程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建议检察工作有所侧重,比如只对违法风险较高的三类罪犯提出意见,对其他的罪犯只监督监狱的执法活动和法院的裁定的合法性即可。这样既抓住了重点,也减轻了负担,保证了案件质量。
(侯军、崔巍: 吉林省长春北湖监狱民警)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9年第6期司法实务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