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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媛媛:股权转让纠纷理论与实践的考量 —— 以吉林省法院股权纠纷案件数据分析为视角

时间:2019-03-15 12:41:50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为公司的经济利益交换提供高效、安全的保障,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如何合理配置风险,化解利益冲突,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本文以吉林省三级法院股权纠纷案件审理的大数据为样本,对吉林省审理股权纠纷案件中的较为突出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思路。

一、吉林省法院审理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纠纷案件基本情况。2011年至2017年,吉林省三级法院共审理各类涉及公司纠纷案件1774件,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数量占第一位。在全部涉及公司类纠纷的审查监督案件中,涉及股权转让的纠纷案件占比达41.67%。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吉林省虽然审理的公司纠纷案件数量不多,但从2011年至今呈绝对增长趋势。如何保障股权公平、合理转让的前提下,设定合理的转让条件,防止股权转让自由过度而危及公司的利益,成为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审理的核心问题。

(二)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呈现的特点。现在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股权案件特点,不断出现新的案件特点。

1.股权转让纠纷涉及诸多法律主体。股权转让不仅仅涉及到出让方及受让方,还涉及目标公司及其他股东,是众多利害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

2.股权转让纠纷涉及诸多法律关系,类型呈多样性。多数股权转让纠纷伴随着股东资格的确认、股权转让前债权债务的承担、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等法律关系。吉林省股权转让纠纷逐步由普通股权转让纠纷转向债转股、代持股、股权回购等专业性较强的纠纷类型。

3.股权转让纠纷涉及的审判特征。(1)一审审判程序均适用普通程序。由于股权转让纠纷案件潜在的复杂法律关系日益显现,审理难度相对增大,一审几乎都适用普通程序。(2)家族式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调解撤诉率较高。股东之间的亲密关系,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工作,往往能调解结案或者申请撤诉。(3)亟需规范此类案件的审理标准,统一裁判规则。股权转让纠纷涉及的许多问题都争议较大,理论观点和实践做法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这就为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

二、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疑难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股东优先购买权相关问题。股东优先购买权,是指当股东向公司外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公司其他股东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于第三人购买该股权的权利。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目的是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及内部信赖关系,防止股份自由转让过度受限和适度保障交易安全。

1.股东优先购买权能否部分行使。所谓部分行使,是指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公司其他股东就其转让的股权采取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对于股东能否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第一,肯定观点认为,公司法并未禁止股东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法不禁止即允许;第二,否定观点认为,公司法虽然没有禁止性规定,但从“同等条件”的内容看,其实质是否定了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笔者赞同否定观点,因为对于“同等条件”内容上的理解更符合立法本意,理由如下:(1)部分行使会违背“同等条件”的法律本意。立法本意就是通过“同等条件”的限制尽量维护公司人合性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优先购买不是优惠条件,必须在同等条件下进行交易。“同等条件”包括标的、价格、数量、履约方式、违约责任等在内的多个条件的集合,其他股东想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达到“同等条件”的全部内容,而非个别条件。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将对交易的“同等条件”造成重大改变。(2)部分行使可能有损转让股东的实质利益。股权本身可能会有附加价值,这点在大股东身上最为明显,他的股权转让条件中可能包含着大股东权益和控制权等总价值,因此大股东的股权价值的控制权的比重肯定要大于小股东的股权价值。如果允许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其转让的股权被分解而使得转让条件中不包含控制权等重要因素,会大大降低股权价值,甚至导致受让人放弃购买。(3)部分行使在实质上限制了转让股东意志自由。优先购买权的立法设计仅限制转让股东自由选择转让对象的权利,如果允许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不仅限制了股东选择转让对象,还限制了股东转让数额、价格等自由。

基于上述理由,一般情况下,不应当允许部分行使优先购买权,除非在例外情况下。(1)优先购买人、转让人和受让人达成一致,同意优先购买人部分购买。(2)如果转让人将其拟转让股份分为数份转让,优先购买人购买其中部分份额。但是,部分购买的同意,应当由转让人与受让人共同作出。(3)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

2.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转让合同效力认定。公司法第71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对于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侵犯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笔者认为,应从公司法第71条的立法目的去作思考和探寻。第71条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其立法目的除了保护股东原有结构稳定外,实际上包含了平衡各方利益立法考量。如以利益平衡的立法意旨为出发点,就不难理解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设计。因此,分析对外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除应考察交易程序上是否符合公司法第71条之规定,亦需要结合相关交易过程中转让人与第三人之主观真意是否出于商业实质的考虑、是否具有欺诈和恶意串通的主观意图。如转让人与第三人存在一定的主观恶意,则应认为其据此建立的合同效力是具有瑕疵的,至于到底是效力待定还是可撤销抑或是无效的,则应进一步考虑其通过何种手段对股东优先购买权造成伤害,以及该等伤害的程度如何。若相关交易主体均出于正当的商业目的和自身合理利益出发,应正视利益平衡之立法意旨。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应认可优先购买权之价格发现功能,而非简单的认为其他股东一经主张优先购买权交易即达成,从而排除第三人参与交易的机会,更不能随意将认定对外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主动权交给其他股东,否则交易公平和交易自由可能被有限公司人合性所绑架。

(二)隐名出资中的股权转让问题。隐名出资人又称实际出资人或隐名投资人,出现于隐名出资的场合,虽然投资人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股票、出资证明书或工商登记材料等却显示他人为股东的一种投资方式。隐名出资情形的出现肯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原因,有规避法律、不愿公开自身信息、商业原因或是受托人的过错或故意行为等等,而通过调研发现司法实践中,隐名出资现象多发生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

1.隐名出资中的法律关系。隐名出资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分为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和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主要指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隐名出资人与其他股东之间和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公司外部法律关系主要指隐名出资人、名义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隐名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信托性质产生的,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双方签订的隐名投资协议。因此,在审理隐名出资纠纷的案件中,应当遵守“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在处理内部法律关系时,适用民法规则,以公平正义原则为准绳;在处理外部关系时,则应优先适用商法规则,要侧重于保护交易安全及秩序。

2.隐名出资下股权转让。有两种情况:(1)名义股东转让股权不构成无权处分。名义股东是合法记载于公司相关法律文件与工商登记中的股东,属于公司真正的股东,有对外的绝对公信力,凭借这种信任,第三人在与其股权交易时,应受到保护。名义股东将对其名下股权的转让和处置,属合法有效。(2)隐名出资人转让股权实为债权让与。隐名出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首先向公司提出确权,要求公司确认其股东资格。如果股东资格被确认,其股权转让行为是有效的;如果股东资格没被确认,隐名出资人将其出资及与名义股东之间约定的收取投资回报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的协议,其实质是债权转让。

3.隐名出资人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的司法审查标准。我国公司法对隐名出资人的认定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审查标准认为,如果隐名出资人并非出于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的目的,其他半数以上的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该隐名出资人的存在并认可的,可以对其股东身份给予确认。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上述司法审查标准仅适用于内资企业,不适用外资企业。

(三)股权的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问题。

1.股权的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关于股权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可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广东达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中岱电讯产业有限公司、广州市中珊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作纠纷”一案中得到这样的观点:最高院参照适用了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中,即使双方约定转让的股权系合同外第三人所有,但只要双方的约定只是使一方负有向对方转让股权的义务,而没有实际导致股权所有人的权利发生变化,就不能以出让人对股权无处分权为由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系无权处分。可以说,该案的判决反映出司法实践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管制已有所放松,并不一概认为合同无效。

2.“一股二卖”中的无权处分。公司法解释(三)第28条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处理。”这一条款通常被解释为是“一股二卖”中处理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问题的。

但是,根据股权变动的债权形式主义理论,这种股权转让后尚未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其名下的股权转让或者处分的情形主要有两种:其一,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未办理公司股东变更手续,也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其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办理公司股东变更手续,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上述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由于股权并未发生变动,原股东仍有权利转让,本质上属于有权处分,非无权处分;第二种情形才符合无权处分的规定。

但司法实践中,很多公司并不置备股东名册,也不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一股二卖”,是否构成无权处分?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具体情形,从公司运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认定。股权变动的生效是以公司对受让人的认可为要件的,认可的表现形式是多样性的,可以表现为签发出资证明书、变更股东名册、变更工商登记、接纳受让人参加股东会、允许受让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修改公司章程等。

3.伪造股东签字下的股权转让。司法实践中,很多纠纷时因伪造股东签字转让股权引发的,此种情形下是否是无权处分,能否适用善意取得都是有争议的。对此可以分为三种情形。(1)登记错误下的股权转让构成无权处分,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登记申请人的欺诈所造成的登记错误的情况下,转让人非真实股东,其股权转让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是,如果受让人相信了工商登记记载的事项和效力,则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在受让人善意、支付了合理对价且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旨在保护交易秩序。(2)伪造股东签字股权转让构成无权处分,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从善意取得的物权法本源来看,并非所有无权处分股权的行为都要适用善意取得。国外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多限于动产,一般仅适用于占有委托物而不适用于占有脱离物,原因是所有人如果将自己的占有托付给第三人,而第三人通过处分滥用了这种信任,所有人必须自己承担这种风险。如果该物是所有人不情愿丢失的,则不承担这种风险。我国物权法第107条、108条和114条规定,不适用善意取得的物包括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或隐藏物。股权的善意取得不同于物权,虽然司法实践中有参照适用的案例,但不应该排除股权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如果股权脱离原权利人是非因原权利人本人原因所致,则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应低于善意第三人利益进行保护。所以,在他人伪造股东签字将其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原股东的利益应优于受让人保护,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3)伪造股东签字转让股权后的再转让构成无权处分,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此种情形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崔海龙、俞成林与无锡市荣耀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燕飞等9人股权转让纠纷案”最为典型。该案中,荣耀公司、崔海龙、俞成林共同设立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燕某伪造崔海龙、俞成林签字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崔海龙、俞成林的股权转让给荣耀公司、燕飞等4人,并于2003年9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此后,荣耀公司、燕飞等4人又与孙建源等5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世纪房地产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孙建源等5人。孙建源等人在股权转让前曾到工商部门查阅了登记档案,并支付了合理对价,并在转让后实际控制经营公司多年。事后,崔海龙、俞成林以自己的签字是伪造为由,提出请求确认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撤销工商登记,恢复股东身份。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最终没有支持崔海龙、俞成林的诉讼请求,认为孙建源等5人取得股东资格,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4.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而转让共有股权。司法实践中夫妻出资公司的情形比较复杂,有的在出资前办理了财产分割手续,有的未办理;有的登记双方为股东,并有明确的份额;有的登记双方为股东,但并未约定明确的份额;有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仅登记在一方名下等。情况复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1)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的,如在登记注册公司时提交了财产分割证明,以各自所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分别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股权归各自所有。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伪造对方签字处分对方股权,受让方可以适用善意取得。(2)夫妻双方在公司登记中未进行财产分割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双方以共同共有财产出资设立公司。此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夫妻以共有财产向公司出资并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登记为股东,登记为股东的夫或妻转让其名下的股权。此种情况下,虽未经另一方同意,依据公司登记的公示效力,应当认定为有权处分,当不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等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时,受让人有权取得股权。其二,夫妻以共有财产向公司出资并分别登记夫或妻为股东(夫、妻各持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或登记夫妻为共同股东(夫、妻共同持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份),夫或妻未经对方同意转让对方股权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但适用“夫妻家务代理权”理论,在受让人属于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股权。(本文为吉林省法学会2017年度立项课题)

(汤媛媛:吉林省法官培训学院副教授)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9年第1期司法实务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