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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峰: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法律界限与责任

时间:2019-09-29 12:20:37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2018年11月26日,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基因编辑婴儿已在深圳诞生,整个中国社会更迫切地意识到,人类基因编辑研究亟须法律规制。

人类基因编辑研究的法律涵摄

(一)科研自由、行动自由与人类基因编辑研究。科研自由是基本权利,主流观点反对基本权利存在第三人效力。科研自由属于民法上的行动自由。既要求个体对自身负责,又要求个体对与其相对的共同体中的其他个体负责。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主观权利。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并非价值中立,对其研究必须通过法律在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来综合把握。(二)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事实构成。涵摄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法律规则可以通过法律发现的一般方法确定。第一阶段,若有待适用的法律规则清晰明确,即进行制定法的适用;第二阶段,若第一阶段行不通,则借助解释和类比规则等进行制定法解释;第三阶段,援引内在于法秩序尤其是宪法上的法律评价;第四阶段,纳入法外评价。愈是从阶段一向阶段四前行,就愈是以不断增强的程度注入法外的评价。涵摄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基础法律规则是科学技术进步法第29条。即“国家禁止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依文义解释方法,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当然属于科学技术开发活动。

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的法律界限

(一)社会公共利益。治疗性的人类基因编辑应用于人体可以获得充分的伦理道德上的辩护,一般情形下不应认为会违反第29条所说的社会公共利益。增强性的基因编辑会使强者更强,制造并加剧不平等,引发自然选择的减少和基因变异多样性的降低,可能最终使人类的生存成为问题,易被认定为会损害第29条的社会公共利益,属于依该条应予禁止的范畴。(二)人体健康。人体健康是典型的私人利益,对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而言,若将之贸然临床运用,可能导致对人体健康的风险。(三)伦理道德。一般而言,违反道德会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后果。伦理对人类基因编辑研究提出的要求,主要反映在我国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和《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上。前者明确规定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包括: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原则;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的获得方式类型法定原则;进行人胚胎干细胞研究行为限定原则;禁止买卖人类配子、受精卵、胚胎或胎儿组织原则;知情同意与知情选择原则;保护受试者隐私原则;伦理审查监督原则。依据后者,程序性伦理原则是:坚持生命伦理的社会价值;研究方案科学;公平选择受试者;合理的风险与受益比例;知情同意书规范;尊重受试者权利;遵守科研诚信规范。从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看,贺建奎研究团队此次研究显然既违反了行为限定原则,亦严重违反了程序性伦理原则,应属于第29条“违反伦理道德”所涵摄的对象。

违反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自由界限的法律责任

(一)民事责任。民法总则规定,民事主体有权不受干涉地按自主意志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就行使权利的积极面向而言,主体应履行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就行使权利的消极面向而言,主体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因此,作为法律事实的具体人类基因编辑研究行为,在民法中需从两方面讨论民事责任问题。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违反第29条而签订的协议会发生民法总则第153条所规定的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在人类基因编辑研究中,相应行为涉及研究者之外的其他直接利害关系人时才会产生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依据侵权责任法与科学技术进步法确立的责任成立要件,加害人应承担对那些因基因编辑而人身利益受损的受害人的侵权责任。(二)行政责任。在现行法中,违反人类基因编辑研究界限的行政责任主要规定在一些层次较低的与基因医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相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问题是,并非所有人类基因编辑研究都涉及医学研究与临床操作,对此,应在坚持伦理审查标准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构建合理的人类基因编辑研发监管框架,包括研究阶段、临床开发阶段和配给阶段的机制完善和程序审查。(三)刑事责任。整体来看,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律规则对人类基因编辑研究的涵摄并不理想,我国在刑事立法上宜尽早予以全面规定,正面回应社会舆论的呼声(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朱晓峰: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9年第4期法治文摘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