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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提炼枫桥经验的精髓,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时间:2018-09-05 14:54:02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一、中国故事需要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话语来诠释

枫桥经验告诉我们社会治理实践需要理论提炼,从而达到解释、归纳和模式推广的目的;同时,枫桥的社会治理经验也需要理论的指导,最终达到问题发现、回答和解决的目的。创造性转换“外来话语”,学术界任重道远。当前,社会治理中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具有很强的实践特征,迫切需要学术的包装和完善。

二、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核心与目标

比较现代化理论认为,秩序是政治发展的基本命题,也是政治制度变迁的源动力。枫桥经验所形成的乡村秩序范式,本质上是基于“秩序维系”的治理逻辑。一般认为,秩序的维系有两种路径:强制性的暴力机制和非强制性的支持机制。无论是哪种方式与路径,如果政治成本很高,则不会成为治理的第一选项。枫桥经验排除了“强制性”、“暴力”等因素,采取了协商协调的方式消弭冲突,无疑是凸显了“非国家”的因素和机制。因此应该在基本框架上给学术研究作出导向:“共建”的核心目标在于解决“政社关系”,“共治”的核心在于解决公民“有序参与”问题,“共享”的核心目标在于解决“为谁治理”这一价值定位问题。

三、仍然需要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

其一,党的领导。根据枫桥经验,党的领导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社会。二是整合社会。三是塑造社会。因此,在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党的领导越发显示出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其二,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为社会治理提出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里有两个政治期盼:一是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问题,二是非政府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问题。联系到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撂挑子”“甩包袱”,另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水平越高,则越是能够对基层自治提供指导作用,二者的“互动”越紧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就越高。

其三,治理重心下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枫桥经验已经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论断,但同时也能够看到枫桥可以继续深化的领域,如基层政权建设、社区机制、社会组织第三方参与等。

其四,法治路径及其在新时代的定位。通过对枫桥经验的总结,能够发现有三种社会调解的依据:一是乡村精英的魅力机制,二是乡村社会规范机制,三是现代法律体系。其中,第三种法律在场的几率并不大,以前两种居多。如何使法治在枫桥经验推广中发挥主导作用,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其五,丰富共建共治共享的保障机制。随着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领域,社会治理的保障日益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下沉”到基层,枫桥经验的推广将越来越有保障,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必将提高。(据中国法学会网)

(叶青: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8年第4期法治文摘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