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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明:“枫桥经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东方模式”

时间:2018-09-05 14:51:53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一、“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历史检视

(一)“枫桥经验”的产生:通过说理斗争的方式把“四类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经验。“枫桥经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运用“以理服人”的方式方法,将旧社会反动阶级遗留的一部分人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这不仅与马恩经典作家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相契合,而且凝结了中华文明悠久发展的理念和文化的优质基因,集中表现在“天理”“公理”“道理”的礼仪之邦风范。

(二)“枫桥经验”的发展: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新经验。枫桥干部群众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创造了“党政动手,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坚持“硬法”与“软法”相结合,政府推进与自治自律相结合的模式,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城乡二元结构情势下推进基层治理文明找到了新路。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东方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转化的大背景,如何深刻把握社会治理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快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枫桥主动适应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对我国传统基层治理文明创新性挖掘基础上进行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东方模式”的民族叙事,体现了其本土性。

二、“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及时代价值

(一)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贯彻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坚持发挥政治优势,筑牢社会和谐稳定新防线。

(二)枫桥经验的时代价值。1.理论价值层面。一方面,“枫桥经验”蕴含了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实质要义和精髓,是马恩经典作家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创造性运用的典型。另一方面,枫桥用实践中的社会治理活动、经验、样本来体现这些理论在指导时代进程中的发展样态,而其自身实践活动中那些带有规律性、指导性的做法及其观点又具有极为宝贵的价值,成为这个理论体系丰富发展的不竭源泉。

2.制度价值层面。枫桥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在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方面发挥了先行先试的作用,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依据与鲜活典型。

3.文化价值层面。(1)观念形态方面。是对我国“以民为本,本固邦宁”、人本精神、以理服人、和谐安定、和而不同、相亲相爱、互助合作等优秀治理文化进行创新性挖掘,并吸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2)制度安排方面。“枫桥经验”是作为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的鲜活样本,为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资源。(3)行为模式方面。枫桥在实践中总结出的行为模式,不仅在治理资源配置、社会利益协调、社会矛盾化解、社区受损秩序修复、社会成员心理调适、社会关系良性互动、政社合作衔接通畅、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等方面凸显了功效,而且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行为规范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系。(4)物态表征层面。枫桥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看得见、摸得着、可推广、见实效的物态文明成果。

三、深刻把握和灵活运用“枫桥经验”,开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

“枫桥经验”治理实践的启示是全方面、多维度的。启示之一: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增强治理活力。启示之二:更加注重开放共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启示之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启示之四: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启示之五:更加注重运用大数据、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启示之六:更加注重基础性制度建设,为社会治理长远发展奠基。(据中国法学会网)

(徐汉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8年第4期法治文摘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