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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精华:中国古代的判例

时间:2018-09-05 15:04:24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中国古代从未正式使用过“判例”一词,但实质上,中国古代判例一直以多样化的形式存在,“判例法”始终作为成文法的补充渊源,与成文法相得益彰,共同架构着中国古代法制传统。
古代中国的判例可以追溯到秦汉的”决事比”,发展到魏晋则为“故事”,而真正有判例之名的乃是唐高宗时期详刑少卿赵仁本编撰的三卷《法例》。随着隋唐律令体制向两宋敕例体制的转变,判例逐渐被皇权接纳为正式的法律形式。至清代,在《大清律例》中就收有两千多个判例。判例作为古代中国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法律渊源之一,毋庸置疑。
中国古代判例法之指导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但又凝结为一元化的思想体系,以维护皇权和统一的社会秩序。概而言之是礼义、情理、原心、息讼。自西周至清末,历代因循,无出其右。在汉代的《春秋决事比》与宋代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表现尤为突出。
“礼义”是古代判例法的最高准则。
“情理”是古代判例法的衡平标尺。中国古代判例法的形成和发展,除依据法条、礼义、惯例外,更主要的是考虑情理。清代著名司法官樊增祥在闵福成、陈世德互控一案的判词中,针对陈世德荒年弃妻朱氏,后朱氏嫁给闵福成,并有子女的案件事实,认定陈世德与朱氏之间夫妻已经“情断义绝”,判令解除陈世德与朱氏原有的合法婚姻关系,而维护了闵福成与朱氏之间已形成的事实婚姻关系。不仅如此,还以公文的形式告知十二府州,明确要求:“以后如有荒年弃妻,妻在后夫家已生有子女者,均照此案办理,以彰公道,而顺义情。”是非常典型的“判例法”实例。
“原心”是古代判例法的基本精神。“原心定罪”是董仲舒在“春秋决狱”中提出的重要审判理论。他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心,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意即“春秋决狱”必须根据犯罪事实来探索罪犯的犯罪动机等主观心态。“原心定罪”的审判精神在后世尤其是唐、宋、明、清均得到了贯彻并予以发展。
“息讼”是古代判例法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胡颖根据当时社会实践,劝导人们勿兴讼事:“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他认为打官司“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钱物,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而或输或赢,又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若是平日有人情在乡里,他自众共相与遮盖,大事也成小事;既是与乡邻仇隙,他便来寻针觅线,掀风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如此,则是今日之胜,乃为他日之大不胜也”。
可见,我国古代判例法以律条为主要依据,在律无明文或律条滞后时,则遵循礼义、惯例、情理以为补充,礼义、情理、原心、息讼始终是中国古代判例法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体现出以伦常和息讼为主要目的的工具主义判例法观。(文/李航)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8年第4期法史精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