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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精华:“张蕴古案”与唐代死刑覆奏制度的创立

时间:2018-01-22 11:36:57    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编辑:编辑部    浏览次数:

“张蕴古案”是中国古代死刑史上最经典的案件。因对张蕴古的冤杀深感痛悔,唐太宗创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为后世死刑的减少适用奠定了制度基础。

张蕴古是唐代一名优秀法官,年纪不大就当上了大理丞,并得到唐太宗“赐帛三百段”的嘉赏。唐贞观五年(631),河内郡发生一起“妖言案”,张蕴古奉旨按问该案,发现案犯李好德患有“风疾”,经常胡言乱语,讲些大逆不道的话,遂奏称李好德只不过是一名精神病人,按律无须治罪。但当时有一名喜欢搬弄是非的御史权万纪,他发现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好担任张蕴古家乡相州的刺史,遂认定张蕴古称李好德无须治罪必有奸伪,便向太宗检举张蕴古阿纵。唐太宗看到奏章,勃然大怒,他想起不久之前,张蕴古还在监狱里与在押的囚犯下棋,这次他又阿纵“有妖妄之言”的李好德,岂不是“乱吾法也”,盛怒之下,下令将张蕴古斩于东市。

张蕴古被杀后,太宗逐渐领悟到,这位年轻法官正是他的“慎刑”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致力于扭转前代的滥刑风气,他与在押囚犯下棋,免除精神病人的罪责,都是在贯彻“慎刑”政策,被杀前竟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实在令人痛惜。太宗又想起,不久前的他还犯过两次错误:一是交州都督卢祖尚,只不过忤旨,就被他斩于朝堂。二是一名府史贪墨了一些钱财,也被他一怒之下处死。忤旨和贪财虽然有错,毕竟没有严重到必须处死。

怎样才能杜绝类似冤案再次发生呢?太宗发现,过去他仰仗房玄龄的谋略、杜如晦的决断,打过很多的漂亮仗。可当上皇帝后,乾纲独揽,“房谋杜断”便成了摆设。每当自己盛怒,他们为求自保,总是缄默不语。太宗决定用制度逼他们说话,于是,他下令:今后凡决死刑,即使是皇帝下令立即处死,也要三次提出覆奏,覆奏之后仍决定处死的,方可行刑。不久他又下令,将三覆奏增改为在京五覆奏、在外三覆奏,恶逆及奴婢杀主一覆奏。行刑之日不得进酒肉,并且停止娱乐活动。门下省“据法合死而情可宥”的案件,应当及时提出。

“张蕴古案”促成了死刑覆奏制的创立,在死刑决定权问题上,将君主独断制改革为集体多次决定制,为限制死刑的适用奠定了制度基础。

此后,死刑复奏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天宝四年(745),唐玄宗“思宏王道之化,实务好生之德”,下旨“比者应犯极法,皆令免死配流”。两年后,他又在《南郊推恩制》中宣布:“朕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施令约法,已去极刑。议罪执文,犹存旧制。既措而不用,亦恶闻其名。自今以后,断绞斩者刑,宜削除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这项减少甚至废止死刑的设想后来虽未成功,但却是中国古代死刑制度史上的高峰。大历十二年(777),专权贪腐的宰相元载被诛,著名诗人王维的弟弟王缙,也因附和元载而被定死刑。官员刘晏提出覆奏,认为王缙虽附和元载有罪,但罪不致死,提出“重刑再覆,国之常典,况诛大臣,得不覆奏。”唐代宗听取了他的意见,将王缙免死改流。(文 / 李航)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7年第6期)